4。行政法规的约束。由于行政法规本身存在不完善性，吏治的腐败，管理的缺位，又使执法存在着偏差性，遗漏性。法规要不断完善，而不能乱开口子。如前所述，某些地方搞原罪不追，首次不罚和轻微违法不罚，是和有“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”的法治精神完全相违背的。行政管理包括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。行政法规要切合实际，有可操作性。现在对企业的资质要求规定，有的是严重脱离现实的，企业根本做不到。例如对监理企业国家注册工程师人数的要求，建设部明知达不到，只好自己开口子，允许企业有两年就位期，在此期间人员未达标不算违规。这样做法规还能有严肃性吗？去年非典期间，有的地方要求外来民工和企业必须出示无非典证明，幸而卫生部及时进行了制止。行政执法又包括行政审批和行政制约。而要做好行政审批和行政制约，又要进行行政检查，行政处罚，行政奖励等等；这些工作应当形成体系，有一定的力度，落到实处，才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，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。而现在有些地方政府，首先自己带头违法，不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责，而是滥用行政权力去搞具体项目，如常州的铁本公司项目，总投资达100多亿元，竟然瞒天过海，规避国家监管。而这类项目，恐怕各地都有。有报导说全国已建成的173个高尔夫球场，竟然只有一个是经过国家批准的！这些项目哪一个没有政府背景？而在行政管理上，又是热衷于搞形式主义，搞花架子，乱评比，乱排序，假冒伪劣长期在眼皮底下猖獗，就是看不见，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。 
上百种假奶粉长期充斥市场，难道真的没看见？现在有的地方在市场交易中搞什么廉政协议，这是对法律的无知。协议和合同是民事行为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，法人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，变更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。(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)。廉政合同双方主体不平等就不用说了，关键在于廉政是法定义务，无论签不签合同，有义务的当事人都必须廉政。而合同的义务是双方当事人设定的，并且是可以变更，终止的。显然，廉政义务是不能也不须要用合同来设定的。双方当事人无权设定，设定了也是无效的。有的行政机关强调什么着装仪表行为举止，还当作一件大事来抓，这种花架子有什么用呢？？ 

　　5。刑事法律的约束。这不用多说，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就必须要受到惩罚，谁都知道刑法是最后的底线。然而刑事法律同样也有立法的滞后性，执法的偏差性，遗漏性。因此总会有人抱的侥幸心理，有人自恃财大气粗，后台硬，门路广，不把法律放在眼里。所以刑法要能起到威慑作用，就必须拿这样的人开刀，要敢于碰硬。欺软怕硬只会适得其反。打铁先得自身硬，国家执法机关岂能屈从地方势力？法律是国家的意志并且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，任何个人或地方势力都无权任意解释更不能与之对抗。 
作为国家政权的支柱，法律的防线一旦失控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！国家在化大力气在整顿和规范，而地方却在千方百计在法律上大开口子，充当违法经营的保护伞，这市场到哪能一天才能规范？对地方层层坐大，不把法律放在眼里，公然用红头文件与法律相对抗，尤如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 
，国家岂能听之任之？ 

　　6。社会和媒体的舆论约束。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要形成气候，才能有制约作用。这里有个舆论发动和舆论导向问题。市场经济中的不规范行为一直是社会热点之一。近年来很多经济大案都是媒体揭露出来的，如何开发利用舆论和社会的约束机制，为规范市场经济服务，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 

　　以上六种约束机制，属于控制；然而对企业行为光有控制是不够的，还要有引导，要给出路。企业首先是要求生存，如果在控制的范围内没有生存的空间，不能生存，那么企业必然要用各种手法来对抗。所以对守法企业要让其有利可图，这样才能保护守法的积极性。奇怪的是现在有一种看法，似乎守法是不可能生存的，更谈不到赚钱。河北省那个民企原罪可以不追究的一号文件，这种导向岂不是鼓励违法吗？这样搞法市场还如何能整顿规范？ 

　　制约机制加上引导机制，形成统一的大系统，才能发挥综合治理作用，这就要有把握全局的意识和能力；搞形式主义，玩花拳绣腿，是没有用的。 

　　毒奶粉事件让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：市场经济向何处去？如果市场经济继续这样混乱下去，那么就有可能危及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安全；而要整顿和规范市经济，又必然会遭到社会各种势力的强力抵抗而无法深入，可能无功而返。何去何从？或曰：请教经济学呀！不提经济学家倒也罢了，提起来国人恐怕没有不来气的。这帮专出馊主意的专家，或者说这是必须经过的阶段，是必须付出的代价；或者说市场可以自我调节，不用管它到时候自然就好了；或者干脆出国溜之大吉要么做缩头乌龟干脆不露面了。指望不了这帮专家，但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现实十分紧迫而又无可回避地摆在了国人面前，各位看官，您有答案吗？您想知道答案吗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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