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的上述报道，我则有一个更感性的印象。前段时间，我到一个二类本科院校办事，发现和陈旧的校园相比，两座白色的“院士别墅”分外刺目。一问才知这个学院外聘了两位院士，每年提供给院士的工资等劳务费用约100万元，相当于全院90名教师的全部工资。而院士仅仅在2004年来了3天，2005年没有来，2006年来不来还不能确定。
院士为什么会受到这样“非正常的崇拜”？我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“需求定律”：虽然近年来中国院士的供给大大增加，人数已经“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，比英国略多，是日本的近20倍”，但相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来说，他们仍然是一种“短缺商品”，就好比春运期间的火车票。
但我随即又产生了怀疑：在国内，肯定还存在不少学术资格优于院士，但却没有院士头衔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就得不到人们的青睐，而去和院士们进行一场公平竞争呢？
这恐怕就是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了。我记得经济学家穆什·阿德勒曾做过这样的结论：“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。”简言之，人们要想进行一项物有所值的消费，是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的。比方说，你想欣赏高水平的演唱会，那你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音乐知识，还要对目前绝大多数歌手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。但如果懒得费这样的工夫，那就干脆去听歌星的演唱会———这样选择的“交易成本”就被节约了。
人们对院士的追捧，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：对大学校长及其他官员们来说，要找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才，付出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。因为你不仅要对最前沿的科研领域有深入的了解，还要对学者个人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。而找院士显然就可以将这些交易成本节约了，即便有的时候选择被证明是错误的，领导者似乎也不用承担太多的责任，反正他是院士！
可以说，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，是人性中存在“懒惰”的天性，最终导致了“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”。
而更根本的问题也许是：人们为什么对院士头衔的追捧，超过了对学术本身的追捧？
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出发，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是：这些人要的本来就不是“学术”，而是学术之外的“政绩”、名声、经费或其他的什么东西。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，又在于学术对权力的依附：学术本身没有意义，仅仅是在它能够作为权力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时，才是有意义的。
有人因此建议取消院士制度，这我不反对。但如果学术的依附地位不改变，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新的“没有院士的院士制度”：因为既然学术本身不是目的，那么在学术方面花太多的学习成本就是不合算的，因此“类似制度”的替代品，就一定会不可阻挡地再次出现。